「我在這裡出生。」民國三十四年生的林先朝先生這樣說：「我的父母因為躲避大戰的空襲，從桃園大溪先逃到高雄，再來到這裡（花蓮縣吉安鄉南華村）。」「你看到這樣平坦的土地，以前不是這樣的，是以前的人一顆顆石頭，一堆堆土整理填平的。以前沒有機器可以整地，都得花錢請人整理；而且凹凹凸凸的田地，水流會不均，沒辦法耕種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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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林先朝先生 |
林大哥，國小畢業後學過做餅乾，當兵完後種了十年的田，後來到鐵路局當了二十幾年的工人，現在在開早餐店。他說，這裡的土地都是前一代的人從荒地耕作出來的，日治時代的時候有土地登記調查，後來大戰之後過了許多年，國民政府來了，卻沒有做土地登記的工作，很多人民開墾的土地都收歸國有。雖然說後來有登記的機會，但農人的知識程度不高，也沒有那麼多的錢可以繳稅，所以在八十多年的時候，很多人就收到國有財產局「竊佔國土」的警告，必須補繳稅加罰金。
即使有做土地登記的也是有遭遇很多問題，旁邊的一位大哥說，農人沒有田地就什麼都沒有了，小時候家裏有田地物質很豐裕，每天田裡都有好幾十包的農作生產出來，阿婆有錢了會給小朋友錢，小時候還能買糖吃，但是七歲的時候，土地被政府強制徵收走了，什麼都沒有，後來每天吃地瓜，吃到現在都怕了。
南華村這邊的老百姓，開墾的範圍頗廣，而遭遇到的問題也不少。例如現在「君達香草世界」的「五十甲地」，是一開始被國民政府以「國防部靶場」為由，強制徵收走的，後來並沒有做靶場，反倒是分配給一些退伍軍官，以至於後來還賣給財團做開發。「而且我們的土地也很難買賣，三千坪一張所有權狀，沒辦法分割來賣。不像外省人，一小塊地就一張。」
還有現在的「光華工業區」、「花蓮監獄」、以及木瓜溪沿岸的農地，都是給政府強制徵收走的，補償金沒有多少，甚至完全沒有。像木瓜溪旁的農地，原本因為木瓜溪的泛濫，土地面積難以確認，所以農民沒有進行登記，「水一來田地就沖走啦。」林大哥這樣說，後來政府蓋了堤坊，竟把這些農人費時費力整理的的田地都收為國有了。
收回國有的河川地，在數十年後的今天，有的則以極低的價格租給熟悉門路的人耕作，數甲的收益可至上百萬。
不只農耕地的問題，包括住家也是一樣，同樣因為戰時交替產生的土地登記問題，讓居住在這裡的住民，沒有自己住家土地的所有權。林先朝大哥的家，有兩百一十坪，同樣被視為國有地，國民政府來了以後，要求他們要付租金，但租金的調幅很大，讓林家人很困擾。後來，民國八十九年，有機會能買，林大哥便想抵押自己的農地來買住家的地，當時政府要求要承租三年才能購買，而且購價保密，由台北的審議委員會公告，後來，也因為委員會出的價格過高，所以林大哥家並沒有決定買下來。
一直到後來修法，村裏也成立「國有財產地爭取自救會」，因此才能以比較便宜的價格購買下自己的居住地。林大哥家由於是兩兄弟一起買的，所以把整塊地買全了，但其他人家，由於政府規定每人只能買一百五十坪，所以很多人家只能買了自己屋子裏的地，沒辦法買前頭的廣場，形成了自己家有一半是國有地的特殊情況。
這樣的狀況，在東部屢見不鮮，台東的關山鄉長與代表，也曾來南華向村人要自救會的資料。同樣的移民問題，在花東兩地上演，政府發展經濟的同時，如何兼顧移民權益，而不至給老百姓剝削感，是一大考驗。
＊後記: 由於採訪了林先朝先生，所以對於台灣光復之後的土地登記問題產生了許多疑問，因此查閱資料，發現民國九十二年時，政治大學李志殷先生的碩士論文《台灣光復初期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工作之研究》，第六章即提到光復後國民政府來台的土地憑證繳驗問題，相信是理解東部移墾問題的重要參考之一：
『……光復初期，政府急於接收日資、開徵土地稅;所以在未有完善先期規畫下，即匆促實施權利憑證繳驗，並且將其擬制為依土地法所辦理之土地總登記。又，在光復初期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不考慮台灣經日本統治五十年之事實，竟舉行全省漢奸檢舉及禁止使用日文。因此，在此資訊不完全及正值台灣社會動蕩之情形下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所辦理之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工作，產生了許多問題。」……光復前的台灣土地問題研究會報告書提到:「台灣土地調查，日人於一八九七年開始，至一九○四年完成，土地台帳全部編峻，一份存總督府，一份存各地土地登記所。」事實上，已有錯誤之認知。因為，依本文第二章所敘，土地調查完成後，台灣地區之土地台帳尚未全部編峻。之所以會有如此之情況，乃因台灣總督府所舉辦之土地調查，係針對台灣西部人民私有耕地為主，並非針對全台灣地區，其他如台灣東部、台灣西部部分原野、北部山嶺茶地及部分耕作地、山林原野等未登錄於土地台帳土地面積甚多。』
本文同步刊載於:小地方新聞網 東發條例專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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